“平益，你要明白，我才是被玩弄的那个。”他高大的身影遮住了我眼前的光线，显得格外忧伤。这个景象突然令我想起了他在方小姐家舞会的那晚，他躲在厕所醉地痛哭流涕，我意识到那眼泪是对自己被践踏的爱与尊严的挽歌。“所以我才忘不了诺诺。诺诺和他们不一样。”朱进仿佛是自言自语一般，轻声呢喃着他的名字。
而我实在讲不出话来。
“没事我先走了。”他习惯了克制，见我不响便如往常一样交代起了其他事情，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下午我有两个会要开，晚些有个地产公司的会找上门来，你有空可以和我一起。”
“好。”
他再次匆忙出门，徒留我一人，我似乎与朱进争吵了一番，又似乎什么都没说。他那句“我才是被玩弄的那个”令我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半天缓不过神来。我大致描绘出了他与方小姐交往时的景象：手握着权利的人能抹去某一x_i,ng别红利，轻而易举地打破在我们这类人的话术中的世俗偏见。我想这世上的关系大抵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爱在夹缝中开出花。
我想得头晕脑胀，总结不出什么更深刻的结论来，决定放下工作出去转转，何况我本是不必要工作的。今天天气晴朗，日光如海边的一样明亮温暖，这样的光线令我放松警惕，我随着自己的思绪在公司附近信步，只挑曾经没有走过的小路走。街道欣欣向荣，南来北往多是各种各样的人，全然没有办公室死气沉沉的味道。我被这眼花缭乱的街景吸引，行人逐渐与我脑海中的人交叠、重合，竟组成了一副奇妙的众生相：朱进，丁予涵，毛大明，方小姐，程祝诺……为什么朱进说程祝诺是不同的呢？这个男孩儿比起我们——甚至是浪漫可爱的方小姐都无法和他站在同一语境——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眼前的众生相逐渐消散，我仿佛看到了他清晰的面庞，他的生活就这么凭空在我面前上演。
法语课老师身上香粉味儿飘满课堂，所有学生都犯春困昏昏欲睡，除了程祝诺。他认真地听老师讲巴黎公社与国际主义，看妇女儿童将国民自卫军大炮搬上蒙马特尔高地与血腥一周的大屠杀描写，陷入沉思。他普通的生活在巴黎公社的革命面前当然渺小不值一提，他只是产生了很强的同理心，又有些疑惑，百年前人们的困顿与现在的有何区别？
脑海中突然冒出些农场牛羊的画面，它们听着巴洛克时期的古典乐，吃着最好的草料，一会儿在巴黎，一会儿在凡尔赛，一会儿在柏林，一会儿又出现在北京，它们如此悠然自得，拥有最强壮的肌r_ou_，纹理细腻流畅。这群幸福的牲畜忽而变成巴黎人民，又一路奔跑到上海变成上海市民，与他路上见过的人脸一一重叠。程祝诺吓坏了，赶紧从台板里抽出水壶灌了口水。
“你们这学期的实践活动怎么样了？”老师发条头。底下学生要不打瞌睡，要不低头看，也没人搭理，老师扫了一眼，也就程祝诺表情肃穆点，便喊他：“程祝诺，你们团队组织的什么活动？”
“啊？”
大家抬起头齐刷刷看向他，程祝诺脸一秒通红，缩在椅子上支支吾吾的：“我没有团队。”
老师也见怪不怪，直接问：“那你个人的实践主题是什么？聊聊呗。”
“我……我的主题是‘伟大革命’，采、采访社会底层人员。”
“嗯，不错。”
教室短暂地陷入尴尬沉默。过一会儿，法文老师督促大家抓紧时间完成实践活动之类云云，继续讲课，同学又低头各管各的。春日的暖风吹得人醉醺醺的，有种说法是仲春时刻，日月合壁，天气降于地，人感受到了就头晕脑花意识降下。程祝诺干脆自暴自弃闭上眼趴在了桌上，想直接钻进台板消失不见。他们班同学的实践要不就是拍小电影，要不就是举办点小型体育比赛，要不搞个俱乐部，最不济的也是采访采访住家的国际交换生，憋个跨文化报告之类的。他的这个“伟大革命”在同学眼里是很上不了台面了。
学校和j-i,ng神病院、军队一样都是监狱，这是他在法语课上读了福柯小短文之后记下的宇宙唯一真理。他们均是借用一种特殊的强制手段将无序归于秩序，叛动趋近沉默。巴黎总医院创立最初的意图是减少街头乞讨的流浪汉，并将强壮的劳动力利用起来。学校呢？在程祝诺看来学校是一个行政机构，将暂无劳动能力的强制集合起来进行道德训诫，德智体美劳批量培训，哪怕在他们这个不留什么作业、素质教育优先的学校也依旧四处遗留浓重的暴力强权痕迹。他的实践课题“伟大的革命”，如同当年的巴黎人一般，于他而言将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起义。
他又红着脸睁开眼睛看窗外，天边一朵云。
突然，这朵云被凭空而来的喧闹撕碎，幻想戛然而止，我被生生拉回现实中，再定睛一瞧，不禁s-hi了一层后背。这是哪儿？我是不是走错路了？只见肮脏的街道两边挤满了大大小小高低错落的破房，房屋被分割成许多房间，住在里头的人似乎毫不在意隐私，敞开着大门，满目垃圾成堆。我忍不住掩住口鼻快步而行，只想赶紧穿过这块贫民区。这条巷子又窄又暗，没走两步就险些撞到个老太婆，她目光凶恶，头发散乱，并穿着与这个季节格格不入的厚外套，像极了一个疯婆子。我只想逃离，将抱歉之类的文明用语悉数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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