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邪)滚滚红尘》作者:kuencar
文案:
遗憾固然存在,不妨碍我向所有为生活而奋斗过的人们致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1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最后一晚,我的母亲围着围裙,站在灶台旁边,预备煮饺子。雪在窗外头下得很紧,人走上去,一步就能踩出十几厘厚的脚印来。风也刮得很紧,不断地把雪粒子吹打在窗玻璃上,砸得噼里啪啦响。
“都下雪了。”母亲背朝着我剁馅,“人家该不来了吧。你赶紧把桌上收一收,等会儿要腾个地方吃饭。”
“来的吧,那人是当过兵的,比我们都守时。”我哀求她,“咱们也给他腾个位置吧。”
她不接话了,撂下漏勺回过头看我,眼神里似有些无奈。
“我讲好了的。”我怕她不答应,赶紧又补充道。
“这可是你说的。”她重新提起汤勺,拿勺柄指了指我。
我朝她的后背做了一揖,心底也终于松了口气。
趁着她转过身的当口,我继续查看那些被我摊开在桌面上的相片。有一些是前两天刚从日本寄回来的、重新修复过、手绘上色过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是别人赠给我的。前一种已经受过了处理,而后一种大多还是斑驳的,拿起来闻一闻或许还有土腥味,这毕竟是种别样的旧感,我讲不出。
既然已经处理过了,那么我就先不管了罢。我这么想着,把手绘上色过的相片塞进自己书桌右侧的抽屉里,其余的则原样封进塑胶套中。
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是说,比现在更加年轻的时候,那起码是十多年前,那会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回忆总归是包着红布的痛苦,然而我今天并不打算讲那些,因为近年来我终于意识到,在“陈述痛苦”这件事上,我还不配,何况悲痛并不一定就要宣之于口。
两年前,我和别的青年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台湾老兵要求返乡的消息,可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问我台湾是什么?怎么样?事实也怪得很: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没喊过“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可是大部分人或许真的对台湾一点都不了解。台湾的人喜欢说什么样的话?喜欢吃什么?我们几乎全然不知,只是跟着喊几声罢了,仅此而已;而这些声音又随着十年的更迭而渐渐消失了,正如同一泡夜起的尿,来得快去得也快。
少年是红,老年是黑,青年是红与黑,我就是这样的青年,脚站在红里,头却曝露在黑中;温暖是红,冰冷是黑,路就是红与黑,我走得就是这般的路,前脚裹在红里,后踵却还陷在黑中。
抬头是红色,俯首是黑色,在如此的轮替之间,我们竟也成长起来了,生命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呵!
也是在两年前,也是像今日一样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父亲突然一反常态,朝家里人宣布他要帮助那些对岸的老兵重返故乡。
我和母亲听得面面相觑。他那时的身体状况早已糟透了,医生说他的肺长成了个蜂窝,随时随地都会要他的命,这点他自己也非常清楚。
有什么是父亲宁愿豁出生命也要去做的呢?我对此不曾有过什么概念。我见过愿意把自己的血涂在红旗上的同龄人,看过片子映的牺牲的英雄,我暗自猜想他也许并不是那几种人。
家里人的看法最终还是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我预感到她也并不能十分懂父亲眼睛里的感情,但她比我们更加信任他。
母亲就这样点了头。母亲点了头就是我点了头,就是整个王家都点了头。
高校毕业后我就一直在编辑部工作,事情一定下来,父亲就托我在报纸上发布相关的信息,朝别人征求线索、寻人,等等,有愿意造访的,或者愿意接受造访的,他自己身体不好,就会拜托我去替他见人,一来他拜托得方便,二来我见得也方便。
去年深秋的一个清早,我父亲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从没见他起得这样早过,只看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裤子,命令我给他拿东西。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要去接人。
“接人?”我想起他昨晚上打得电话,“我去就行了。”
他早年曾经当过兵,如今还保存着一些习惯,在固执这件事上,居然也一板一眼得叫人无话可说。他边系裤带边说:“不成。”
“以前都是我去的。”
“你不要管我了!”他打断我的劝解,“带我去。”
“去哪儿?”
“火车站,”
我吃了一惊,“人都来啦?”
“是啊——你还站着?”他急性子上头,一路上不免熊了我一顿。
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火气还大成这样。我有些不以为意。
我们的消息刊载报上以后,得到的反响竟然出乎意料地多:有寻找儿子的、有找丈夫的、找兄弟的,亲生的和拜把子的都有,拿着相片来拜访我们的后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这还是我头一回看到到父亲出来见人。
那也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的眼泪。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车站里的景象:人不稀也不满,三三两两的走着,有个头上包着红围巾的妇女矮着身子,一直朝她手里牵着的孩子唠叨着什么。唯一的一盘钟孤零零地挂在月台上边,月台上的光白得发灰,照得地上也是湿漉漉的白。满地的烟尘味,满嘴的风沙味,耳朵里飘进不知从哪里放出来的歌曲,我一句也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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