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八月三十日，重庆。
“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伴随着歌谣的是无尽的轰炸。我有时都在怀疑这帮日本人究竟还有没有人性，他们真的和我们是同种生物吗？什么“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等等，早已司空见惯，可今天居然连蒋委员长的黄山公馆都被炸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反正这些也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该操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罢。
那些个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中央，还有一些乱成一堆的肠子在蠕动，我见到后恶心的想吐，便赶忙大步走开，谁想到刚走几步便被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绊倒了。定睛一瞧，竟是一个凌乱长发的半边脸在狰狞的瞪着我，向别处探去，那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的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的抖动。我皱了皱眉头，双手合十拜了拜，心下念叨：“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老兄，对不住了，活人肚子要紧啊。”然后便缓缓探出手去，将包里的钞票洗劫一空后便像逃命似的，连滚带爬的离了去。
我记得我当时根本是喘不上气的，胸口好闷，似是要窒息了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哭出来，可能是搜刮来的钞票让我知道有饭吃了转而变的庆幸；又或者是饿的连哭出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罢。
转过一个路口，顿时火光冲天，原来是在焚烧尸体。不过你竟然能从那官方宣布的“死人”堆里听到声！接下来还有源源不断的“尸体”被抬来，不管是死的还是昏厥的，只要一抬到这里，就有人往其身上撒石灰（防止尸体发臭的），然后往火坑里一撂，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阵的声，惨不忍睹······
像我们这种穷人，从来不敢妄想有什么大的追求嘞，最高追求也就是填饱肚子，至少不做个饿死鬼。我也不怎么识字，所以不怎么会写文章。但此时此刻还是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出来，不求流传后世，只是为了证明阿个（贵州方言，那个）日本人完全就是在放屁！居然不承认重庆的轰炸！今天我这个贵州人就要帮拉们（贵州方言，他们）重庆人说说话，小日本这帮个杂种，真他娘的厮儿姑娘养的！草包私儿！
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重庆。
前些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六年。正逢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人大概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到重庆，所以整个重庆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唯一乐土。兴许是各个文化人们俱要用擦的锃亮的皮鞋来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地位，是故我这个擦皮鞋的生意便好了起来。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这样我的收入较之前几年多了不少，每天还能啃上一两个窝窝头呢！虽然也有一些诸如南山泉水鸡、重庆小面等价格地道的小吃，不过用现在的话来讲让我吃一次可真是回到解放前了。
邹容路和五四路口的交汇处有家聚缘茶馆，那可当真是个吃窝窝头的好地方。而且放眼整个大重庆，好像也只有聚缘茶馆才有窝窝头卖诶。并且那茶馆的老板还是我们贵州的老乡。听口音像是遵义的，不过也不一定。我是民国十六年离开兴义来到重庆的，老家那边的话兴许也记不大清了。不过不管怎样，老板始终是我们贵州人，这仍令我感到亲切。
“刘师傅，来啦？”
“昂，老样子，来一个窝窝头！”
“唉，好嘞！”
老板礼貌的和我闲谈了会，便又自顾自的忙了起来。
我看他总有忙不完的帐。以前总是想找个机会和老板聊聊，可是无论何时，老板总是低着头手拿算盘在那儿拨弄来拨弄去。我不忍打扰他，是故是找不到甚么机会与之攀谈的。久而久之我也就放弃了与其聊天这一念想。
不过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我吃饭的心情。口袋里的零钱随着我夸张的吃相而叮当作响。于是周围的人就齐齐望向我，其中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先生乐呵呵的望着我：“刘师傅，近来可赚的不少哦？”
“是呀，也不知犯了什么邪，那些个公子哥和有钱人三天两头的跑我这儿擦鞋。有时候同一个人一天就能擦好几次，我都有些忙不过来呢！”我向来很崇拜识字的人，对这位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便别过身来一本正经的回答他。
那先生一听，更乐了，一拍桌子高声道：“这样好啊！咱劳动人民有钱了，社会就安定喽！不过啊，刘师傅，咱还得拜托你件事。”
“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您尽管说。我刘三最佩服的就是你们这些喝过墨水的了。”虽然这么说着，但我很好奇，听他的口音竟是山东人，能跑到重庆来，还打扮的这么体面，想必是个大大有钱的人罢。
“我下午要在省立重庆大学做讲演，擦鞋子一事还拜托您了。”
原来他是个教书的先生，不过能在省立重庆大学做讲演那还真是了不起。我知道生意来了，便大手一挥：“好嘞！”说完便狼吞虎咽了那被啃得半残的窝头，忙起了自己的生意。
说来这日子过的也算饱满。每天有忙不完的活，还能吃上一、两个窝窝头。晚上亦可以睡在火车站里，（这可是我和火车站的督察磨破嘴皮，每天为他擦鞋换来的）倒省了之前睡大街被警察驱赶的麻烦。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这日，照常理来聚缘茶馆吃饭。吃了好久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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