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他对易续如此消极的看法,讨厌他如此冷静地浇灭我熊熊燃烧的希望之火。但我还是压住脾气问:“我们该怎么找?”
“排除法。这里不可能,男死者的住处不可能。”
男死者搬到长沙是四年前,我们已经大三。易续的妈妈用摄像头监视他的回家时间是从我们的初中时代开始的。警察并没有发现摄像头的存在,可能有两个原因:
1:阿姨在外租了个房子,长沙许多的租房合同,房东为了避税或者其他原因,并不会去政府部门登记。
2:警方一定调查过阿姨身前的行踪。从我们初中甚至更早,阿姨就有电脑放在那个租房里,这几年因为恋爱,很少再去租房。特别去世前这几个月,没去过。
这也带出了另一个让人绝望的可能性:四年前一恋爱,房子不租了,电脑也收了,只是这个摄像头忘了拆。
“不是没有希望。”市律师冷静地说:“女死者死前正准备做心理治疗,她的心理疾病应该跟这个摄像头有一些关联,疾病不除,电脑和摄像头应该都不会拆。”
那位网管用自己带来的仪器测了测,说:“终端依然有无线信号。”
市律师当机立断:“我们得抓紧,案发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万一房租是每月一交,房东在我们找到之前破门而入,把电脑里面的东西删光了,占为己有,甚至卖掉了,那就麻烦了!”
看守所的小毛还是小田说过,他有一个哥们在交管局做事。长沙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有监控,我们可以调监控资料看,阿姨一个季度总得去一次租房吧?打扫打扫卫生,而且电脑内存总得清一清吧?
可是市律师说看守所的人知道就等于行政大队知道了。他会解决调看监控的问题。只是监控网覆盖的范围也有限,为了防止漏洞也争取时间,同时要用另一个方法,找至少30个可靠的、嘴严的人,全长沙地毯式搜索。
“易续有许多一起踢球的老同学。”
“都不可靠。你去找一个私家侦探社,只告诉他们要找到这个人租的房子,签保密协议。”
“行,多少钱?我去取!”
“私家侦探社你自己去找,钱你自己取,自己给,不经过我的手也不进我的账,跟我没有丁点关系。”市律师显示出与马律师截然不同的办事风格,说,“我负责在交管局调资料,你负责在地面搜人。”
从易续家出去,我再次给张衣打电话,她开机了。我说我现在坐车把身份证送去医院,她说她也不在医院,让我后天早上十点再送过去,就算天上下刀子,也不许放鸽子不许迟到,不然就绝交!我说好。
鉴于我之前找马律师的重大失败,这次我寻求了爸爸的帮助,他认识的人多,交际广,生活经验丰富,看人比较准。
我们在他一个老同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私家侦探社,他们答应派出30个人,5天内把长沙翻过来。按标准收费应该是七万五千,他是熟人介绍的,给了个折扣,六万。
又是六万,就算是刷易续的钱,我也觉得肉疼!我心里还是有点责怪市律师,他如果跟我一样相信易续,不维护他近乎刻薄的理智,同意报警,警方一定更迅速、有效地完成这件事,至少视像资料调得更顺利,市民也更配合,还不用花这么多钱!易续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的啊!
我把易续的□□从钱包里往外一抽,只有半截!再看其他的两张,也只有半截!连抽三张半截卡,把侦探社的工作人员都抽笑了。
我慌了,soeren又剪我的卡了?
再看我爸,已经沉着地刷了他的卡。
走出侦探社,我爸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那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钱。爸爸从你大一开始给你存留学的钱。你打工挣了一半的生活费,就节省了差不多五万块。你出去的这两年,我又给你准备以后的嫁妆,也已经存了五万。其实本来不止这些,这次跟你妈出去旅游,带她吃好的玩好的,她这辈子第一次出国,我不能紧抠着她,她也是别人的女儿是不?”
我明白了:“爸,卡是你剪的?”
“是。”我爸说:“你要救你的男朋友,我要救我的女儿。”
“救我?”
我爸轻轻拍着我的后脑勺说:“你从他卡里用掉的六万块我已经还回去了,还有从他家里拿的十几瓶酒。他的手机、钱包和电脑,我明天会交给那个市律师。爸爸希望你头脑清醒一点,感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你拿他的钱用他的东西都是违法的。我不介意你卖我的酒、卖妈妈的首饰、卖家里的家具,就算把房子卖了,我们最多租房子住,哪儿不能生活下去?可是你有一天要蹲到牢里面去,我就一万个介意!孩子,家可倾、产可荡,人,不能自取灭亡啊!”
我想起了那位老人家。
有次我去看守所,远远地看到那位瘦弱的老人家又背着个大袋子、步履蹒跚地往这边走。终于我决定去帮他。
“我帮您吧!”我跑过去说。
他戴着薄薄的灰色粗布帽子,帽檐已经被磨损得发白,脸上的皱纹和斑密密麻麻,衣衫外套也是陈旧的,手背上的血管高高凸起,像是风再猛一点,就能刮破一样,浑身上下每一处都被岁月残酷地留下了痕迹。他眼神没躲避我,却也是无神的,嘴唇哆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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