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家唯一不同的是，老子是一位温柔的政治家，他在政治问题上一直保持着“顺应”态度。王弼为“道常无为”做注时说：“顺自然也”[见《老子·第三十七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91页。]，可见老子强调的“道”也是一种顺从，正符合他自己“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见《老子·第七十八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88页。]的观点。具体来说，百姓无欲无为，做到顺从，国家就会稳定。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老子认为统治者便不需要刻意用某种手段去管制人民，而是采取一种近似于“愚民政策”的办法，任其无欲生活，天下自然就会安定。归根结底，他对统治者还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叫做“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见《老子·第三十七章》，用【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92页。]，实则是以“无为”求“有为”。
庄子与老子不同，在知识和发展这件事上，他似乎做的比老子还要彻底，还要极端。笔者从《庄子》中提到的一个故事入手进行分析：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见《庄子·大宗师》，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242页。]
泉水干涸，鱼儿与其相濡以沫，不如在江湖中自由自在地游，彼此互不干扰。“相濡以沫”在今天看来多用于夫妻之间，是一个很浪漫的成语，但是放在庄子那个时代大概是行不通的。鱼儿无论怎样互相吐气，沾湿对方的身体，最终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既然这样，展示这样的气节和友情又有什么必要呢？反倒不如在大江大河里彼此不知。所以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见厦门大学易中天先生《中华史·百家争鸣》（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9月），第23页。]
庄子说的“相忘于江湖”可能实现吗？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个状态不会永久存在，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永远存在的事物，就好比永动机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出现一样。只不过庄子并不在乎这些，他的观点比老子更加极端激进。《庄子》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
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赵谏议本作“仰”）而视之
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溢）汤，
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僃（备）；纯白不僃，则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见《庄子·天地》，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433页，第434页。]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的实干家、政治家、外交家，办事通达，讲求效率，善于雄辩，但是汉阴为圃者却说得子贡“瞒然慙，俯而不对。”[同注16.]为圃者认为用了机器，就代表有了投机取巧的事，做了投机取巧的事就意味着有了投机取巧的心，心灵便不再纯洁。从这个观点中，我们可以推出庄子大概是反对机器，反对科技进步的。
庄子认为人应该没有知识，没有欲求，自然率真的活，这一观点使得他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极端。他所认同的的社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八个字：
上如标枝，民如野鹿。[见《庄子·天地》，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445页。]
所谓“上如标枝”，是指“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所谓“民如野鹿”，是指“放而自得也”[以上两注皆出自《庄子·天地》，郭象注，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7月），第446页。]。在庄子看来，统治者只是一个摆设，在人之上但是无需被尊崇，就像山上的树一样，在高处，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而百姓就应该像平原上的野鹿，自由闲适，无所拘束，每天只要求填饱肚子就够了。对百姓的要求，庄子与老子是比较相像的，而对于统治者，庄子则更倾向于将他们与百姓划为一体，易中天先生对此的观点叫做庄子的“无政府主义”[见厦门大学易中天先生《中华史·百家争鸣》（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9月），第42页。]，笔者认为亦可。庄子哲学带有非常明显的佛教色彩，主要体现在有强烈的融摄精神。《庄子·齐物论》中讲到：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见《庄子·齐物论》，用【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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