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需要全面学习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把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思想全面贯彻到社会各个领域，让所有人都了解什么是“合理内核”，逐步消除儒家“天理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消除逆来顺受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如果中国人这种思想得不到根本改变，早晚有一天中国的内乱还会发生，道理很简单，当你用“天理论”来看待世界时，你就会产生顺应事变的心态，逆来顺受的思想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就不会产生即时解决问题，即时处理矛盾的心理，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积压事态的发展，用消极态度处理问题，不去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客观的造成积怨加深，最终导致冲突的暴发。
而黑格尔的“合理内核”思想则正好相反，黑格尔认为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当你认识到这一步时，你会从实际出发，用积极的态度对待问题，你就会积极的去寻找最佳方案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消除可能会出现的冲突。这才是真正的“合理内核”的哲学观点。
并且黑格尔的这种思想是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从思想深处认识政治可以给人民带来惠及，人要注重实现，不要无端抱怨现实，现实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道理，存在就是正当合理的。黑格尔认为凡是事物就有缺陷性，有缺陷就需要逐步改善，只有已经整体存在的，其余任何东西都是不完全的。不完整就可以改变，用开放的心态改良它，使其最终造福人民。而不是指责，打击，甚至是反对，冲击已经存在的事物。也不是忍气吞气，委曲求全的顺从。而是以求正的心态积极改造其它，使其符合人民的意愿，最终为人民谋福祉。黑格尔的思想对现代西方人的影响深远，西方人对政治的认识要比中国人成熟得多。
而中国人的顺应天理的思想只会增加矛盾，激化问题，积累怨气，最终当怨气积压到一定的节点时，迎来的只会是激烈的冲突。
这就是中国古代王朝人民内部矛盾无法摆脱，不能消除，最终导致朝代更迭过快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理学无法满足上层建筑的要求，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的根本原因。
黑格尔认为，当存在被强化到纯粹“存在”时，存在的概念就抽象化了，物极必反，当“存在”过了头之后，反过来就形成虚无的概念了。他的这种思想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哲学的“阳还终阴，阴极反阳”论，但是中国人讲道理比谁都明白，真正去实际行动就是理论的胖子，行动的矮子了。
中国传统理学的“究天理，明人伦”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实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真的不能“究天理”，而只能“明天理”，所谓“究天理”，就是尽一切可能去发现与寻找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便更好地顺从天地规律，把一切“存在”都搁置在一个既定轨道上，那么当事物的存在发展到极致时，只能是物极必反的后果，当存在发展到纯粹时，只能是“存在”被颠覆，反而是一种虚无的结局，更不用说“明人伦”了，人伦就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规则，道德标准。
如果一个人做事，过度的追求某一方面的完美结果时，就必然失掉其他方面的对应存在，有得必有失。一样道理，当哲学过度的追求规则标准时，必然会出现人伦的缺失。
这就是中国理学最终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当哲学思想把规则制度，强制管理放在第一位时，人伦必然是第二性的。同样道理，当哲学把人伦放在第一位时，规则，天理，物质条件就必然是第二性的。当一切行为皆从人伦出发时，天理，规则，制度，政治，法律等等这世界所有的一切就会围绕着人性去发展了，反而更加符合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也是西方哲学向世界拓展的根本原因。
西方人看问题很直观，巴门尼德认为：一切真知必须以“存在”或者“有”存在，而不是以“虚无”或“不存在”为对象存在。西方哲学从开始出现就把事物的“存在”或者“有”放在哲学争辩的第一位，只在存在与不存在，是还是不是，有还是没有，存在与虚无上看问题，很直观，明确，这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原理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原理，一加一可以加也可以分，加在一起等于二，分开来一还是一。比如打仗，西方人打仗，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的越快越好，保着生命的“存在”是最大的王道，很直接，具有很重的主观意志主导事态发展的心理，这也符合兵家的思想原理，中国的兵家与法家都具有非常强的唯心主义精神，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人谋”放在事物发展的第一位，自然“成事”就排在了第二性，当你将人谋放在第一位时，物质条件反倒是围绕着人事来运动的外在条件了，这就形成一种非常合理的人事安排，更加有利于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更便于人谋，更便于人类智慧的发挥，达成人愿，最终实现成功的结局。
安希孟在《存在还是不存，这是个问题》一文中写道：“基督教神学从根本上厌恶虚无的胡说。上帝是纯粹的“有”或存在。在他之中没有虚无的空洞、空虚、空隙、缝隙。这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的绝响、绝唱。迈蒙尼德列举五种否定的方法讨论上帝的“本性”，但却不是用于讨论上帝存在论的虚无。”可见西方哲学是如何看待存在与虚无的。
而中国人在看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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