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娅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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